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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义思想下打造的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简单来说就是资本友善至上、私有经济至上，它的行动主体、它的主角或者利益驱动者就是大型跨国企业、跨国银行、投资机构、私募基金等。它使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风险，积累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也让虚拟金融活动泛滥，严重威胁到实体经济活动。

  当资源与财富快速集中在极少数群体的手中，便会对宏观经济带来很不利的影响。美国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夕，正处于分配最不公平的时代。如果所得分配非常不公平，那么总体消费一定会不足，因为大多数群体的所得是在下降的。当消费能力不够时，经济也将失去增长动力。而那些富豪不可能在物质资料消费上投入很多，所以他们就去炒作金融实物资产、房地产，甚至这些投资还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便再去创造虚拟金融交易，最后制造巨大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实体经济便会受到严重挫伤，政府还得用纳税人的钱去补他们的窟窿，这也正是2008年、2009年的故事。

  因此，对这些过去已形成的偏差，我们要纠偏、要平衡，否则社会反弹会非常大，即便是诉诸长期的政治动荡也无计可施，而是需要真正从源头纠正这些偏差和问题。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一定要平衡资本友善、劳动友善、环境友善三者，并且不可以独厚私有经济或大型跨国企业，要让微型企业、个体都有直接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机会。所谓兼顾资本友善，不是要把资本就地消灭，因为资本有它的活力与动力。

  在一些市场结构中，让国有企业与合作型经济体都有参与的机会，是比较健全的方法，会产生非常好的效应。网络科技与数字交易平台将来会打破完全由跨国企业垄断的跨国经济分工或产业供应链，实现生产组织扁平化与去中心化，很多个体、微型企业、边缘经济体都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找到它的交易对象，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分工。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已发生了，只不过它还没有很好地变成跨国联通机制。另外，一定要在全世界重建财税正义，因为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也包括有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收不到税。跨国企业与富裕阶层很容易隐藏自己的利润与所得，而政府又很难加以有效管制，只有各国放下狭隘的个体利益，协商出全球性的租税合作机制，这样一些问题才能获得根本的化解。

  从长时段的历史趋势来看，当前欧美社会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和特朗普拆解全球化的动作，都是短期逆流。没有国家可以片面拆解这个体系，全球社会再联结与深化融合的力量远大于裂解的力量。整体来讲，即使是发达国家内部的许多群体，也仍可从全球化中寻找自我的发展机遇。只要这些国家选择正确的经济与社会政策，有效引导科技变迁带动的社会体制变革，并热情参加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就可以让更广大群体享受全球化的经济红利。在全世界内，经济紧密融合的受益群体还在继续扩大。当务之急，是让世界主要经济体协同修正全球化的路径与游戏规则，更好地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因此，全球化仍然具备充沛的前进动力与巨大潜力，而中国在推进全球经济“再融合”与“深化融合”、开创分享与共享经济新模式上，将可扮演关键角色，这将是对人类未来很重要的贡献。